重定向;重新导向;字符;字元;文件; 档案;快捷方式; 捷径;项目;专案;计划;计划;计划;计算机; 电脑; 电脑; 邱淑媞（1962年10月17日—），台湾台南县学甲乡（今台南市学甲区）出生，曾经担任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署长、行政院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局长、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局长，现任部立桃园医院顾问医师、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兼任教授，专长于家庭医学、公共卫生。研究预防医学、慢性病防治、卫生政策、健康促进。 2014年，邱淑媞接受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征召空降参选宜兰县县长，最后败于寻求连任的民主进步党籍林聪贤。 公职生涯. 任职宜兰县卫生局长时期. 成功降低宜兰县肺结核病患数量。邱淑媞采用新的政策，药送至府、要求卫生局人员全面盯紧病患，督促他们按时投药，让县内肺结核病患比例大幅下降，将宜兰县提升为全国肺结核案例成长最低的地区，这份成就也延续在台北市卫生局长任内，使台北市的肺结核控管提升至全国第一。此外，她也推动诊所和医院合作，推广筛检子宫颈癌。并执行台湾第一个糖尿病共同照护网计划，成功将宜兰县糖尿病死亡率从全台后段班、改善到前段班，其后推展到全台，而没有医学中心的宜兰县，糖尿病医疗品质表现也长期在健保公开资讯中居于全台最优之一，连带带动基层诊所在医疗品质与健康促进有卓越表现。此外，以宜兰县在社区总体营造之经验，于所有乡镇，推动健康社区营造，也获中央采用，全台推广。在健康社区营造下，经营公私伙伴关系 (PPP)，推展社区卫生促进委员会与志工组织、发行志工护照纪录学习轨迹与奉献时数，多个乡镇志工队曾获老吾老基金会表扬。 任职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局长时期. 推动健康城市. 前任局长叶金川因人生安排离职，抱著让年轻人发挥的用心向马英九市长推荐时任副局长的邱淑媞。当时马英九市长于竞选时的白皮书医疗篇中，已纳入健康城市议题，从上任之初即以建构「健康城市，活力台北」为目标努力。作为其新任卫生局长的邱淑媞便定下了三个重点项目： 其中健康城市的体现便是台北市政府于2002年订定台北市健康城市元年，先由公部门带头做起，运用健康促进五大行动纲领，结合市政活动，由社区、学校、职场、医院介入，带动民众共同响应「健康减重100 吨」，推动「健康套餐」、「健康盒餐进入校园」及健康医院与健康学园的评鉴，强化健康的支持性环境。 遭遇SARS疫情. 台湾从2003/03/14发现第一个SARS病例，到同年7/5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台湾从SARS感染区除名，近4个月期间，共有664个病例，其中73人死亡，包含7名医护人员。 2003/3/14上午，台大医院因一家两夫妻先后发生肺炎并先后至急诊处就诊，而立即采行隔离措施，并于傍晚将隔离措施提升至生物防护第三等级之隔离防护措施，从此展开台湾对抗SARS之战役（WHO于3/15始将此种流行之非典型肺炎命名为SARS）。此病例之家属为疾病管制局人员，台北市卫生局系从媒体得知台大发现疑似病例 (因不是法定传染病，故无义务通报)，且欲进行疫情调查、欲要求家属居家、欲要求台大进行接触员工之健康管理时，皆遭以侵犯隐私、于法无据等理由拒绝。当时媒体与民间皆极其担忧，不断询问台北市卫生局有哪些措施可阻断传播，台北市与中央亦不断电话沟通(当事人就是其员工)，希公告为法定传染病，政府才于法有据可进行相关措施 ，然皆未获支持，当时中央之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即为陈建仁，要角包括张上淳等。其后，连家属亦疑似出现发烧症状，台北市卫生局才在3月24日周一之例行记者会回复记者询问时表示，已经向上级建议列入法定传染病，呼吁中央正视，而被媒体炒作为砲轰、被监察院纠正为没有好好沟通。当时卫生署基于SARS的病因、诊断、检验及防治方法均尚未确定，且认为处理机制尚无不妥，认为暂不宜将SARS列为法定传染病，待持续搜集资料及研究结果，再进行检讨。此事随社会对疫情之关切将争议增温，行政院在3月27日晚间拍板，正式宣布SARS列入法定传染病。次日，北市卫生局公布居家隔离标准分为二级，第一级为直接接触者200人，正式以密件发出居家隔离通知书，单独在家隔离，不得外出，违者可处6-30万元罚锾，并启动隔离送餐、追踪关怀、发病时就医流程等措施；第二级间接接触者1000多人，戴口罩进行健康管理；同时，下令所有医院之医护人员全数必须配戴口罩；并订定不同社区疫情严重度之应变等级，北市教育局亦公布未来停课标准 (参见邱淑媞著 "台湾新冠疫情的冲击与反思")。 最早于2月时邱淑媞局长就观察国际上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3月下旬就大声疾呼要把SARS订为法定传染病；4月上旬国内疫情还不严重时，她又提醒国人要注意本土病例。有感于防疫工作在隐私权与隔离上频遭阻碍，两度公开建议将SARS指定为法定传染病，未获卫生署支持。 然而事后监察院纠正案文25页指出：卫生署也被纠正对于SARS的反应过于保守僵化。 显见邱淑媞局长当时虽对SARS有警觉，但却没有运用自身职务优势，在记者会带起舆论压力的同时，以既有的内部流程催促中央。 3/27，但随著疫情迅速扩展，行政院于本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依「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规定，公告SARS为第四类传染病，属于新感染症，同时订定「SARS病例紧密接触者居家隔离之标准处理作业流程」，公布居家隔离措施。 4/9，一名曹女士在和平医院照X光后被判断为疑似SARS，当天并未对X光室的隔离衣消毒，外包的刘姓洗衣工将脏污的隔离衣送洗，由此开启和平医院院内感染之路。4/12，出现发烧及腹泻现象，4/16就医进入B8病房，由于未被诊断为疑似SARS，医护人员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接触，而发生群聚感染。毕竟台湾在4/20之前，政府一直自豪于「零死亡、零输出、零社区感染」的SARS「三零纪录」，而当时也适逢卫生署召开国际研讨会前后，其政治氛围可能因此助长隐匿疫情的状况。 4/10，卫生署疾病管制局将已在新光医院住院的曹女士排除SARS个案，理由是他并不符世界卫生组织「曾到过 SARS 感染地区」，或「曾与诊断为SARS之病人有密切接触」的两个判断基准。然而事实上，早在4/1世界卫生组织就在两个基准外，加上了「或住在SARS感染地区」，但疾管局并未考虑新的基准。但台北市认为此病例实有疑虑，仍维持对于病人与相关接触者之检疫/隔离措施，未予解除。一直到4/16，曹女士才由于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改列为待审病例。时任疾病管制局局长苏益仁认为此延误可能也是疫情扩散的原因之一。当时台北市的防疫作法，系只要接获通报疑似案例，即启动疫情调查与居家检疫措施。在香港淘大花园社区爆发群聚感染之际，邱淑媞此前也曾建议台湾应比照世界卫生组织更新通报定义，勿将病例定义限于有旅游史者，未获接受。 4/16，时任台北市卫生局长邱淑媞以密件指示各市立医院「以收治结核病患为主，SARS个案优先转送医学中心治疗」，造成市立医院用肺结核病人把呼吸治疗的负压隔离病房床位占住、不收SARS病患的现象，将疑似感染的病人转到新光医院、台大医院等院，使得疑似SARS病患在第一时间并没有足够的床位能收治。事后台北市卫生局遭监察院提出纠正，字号「093财正0013」，纠正案文第19页明确指出「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迳行指示市立医院转诊ＳＡＲＳ病患，核与法令有悖，亦与该局先前函示自相矛盾，复未恪遵病床调度规定，切实腾空呼吸道隔离病房，致疫情爆发时隔离病房不敷需求，显有违失。」然而，集中收治或分散收治，本来就各有利弊。当时张上淳在和平医院封院后，就曾立即要求以和平医院作专责医院，把台大医院急诊室病人全部倒到已经惊慌失措的和平医院。此次新冠疫情，2021年台北市疫情升起时，和平医院又同样漏诊腹泻发烧之病人，等到肺炎出来才发现，造成院内感染，张上淳同样又要求以和平医院作专责医院。专责医院就是一种集中治疗模式。 * 4/16， * 4/21， * 4/22， * 4/23， 4/21，邱淑媞曾警告社区感染的可能性，应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新的病例定义更新国内病例定义，未获中央采纳，当和平医院将曹女士通报为疑似SARS，。面对和平的院内感染，疾管局向行政院的作法是在4/23紧急调出一个月前曾经到过和平医院的15,000名病患就医资料 (错误，这是封院后的要求)。他们认为，掌握和平医院病患就医资料，原则上应可初步定出防疫计划。然而经监察院纠正调查发现，直至4/30台北市政府仅掌握其中1,000余人。 4/22，卫生署与卫生局共同清查、研商后，先决定4/23缩小门诊、暂停急诊，然而当天继续有新的通报病例。 4/24上午，市府早餐会议时马英九市长做出管制人员出入的决定，随后至行政院与林信义副院长开会时，欧副市长及邱局长于会中报告这个管制决定，现场专家学者接受台北市政府的决定，也做出台北市衞生局接管，中央全力协助的结论，这是亡羊补牢的负责任做法。于是这个结论由行政院衞生署依行政惯例，发出公文给台北市衞生局、台北市政府、和平医院及疾病管制局。 公文清楚要求台北市卫生局成立「接管小组」进驻和平医院，须管制人员出入，分区使用管理，专家群更进一步建议，要做好医院内医护人员的个人分开检疫等三项具体防疫配套措施，时任卫生署长涂醒哲表示当时他也亲自打电话给邱淑媞，请邱淑媞务必找市长、副市长协助，找到可以安置同仁的检疫场所。 会后也在行政院召开记者会，宣布中午封院，并提出五项配套措施，包括: # # 同样4/24，台北市政府进一步开设「防止ＳＡＲＳ疫情扩大紧急应变小组」(后改称「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以因应卫生署要求组成接管小组之需求，除处理院内分栋、分层之进一步感控支援，亦处理中央要求之过去两周进出医院人员及病患高达一、两万人之社区追踪措施。当时由于这前所未见的举动造成病患与院内医护惊恐万分，邱淑媞特别在『中央与地方联合处理小组』会议上，拜托专家进驻和平医院，也拜托了时任台大医院感染科主任张上淳教授进入向员工广播指导，但张教授临时不克参与；何美乡、美国CDC专家、疾管局人员次日4/25有进去进行疫调、指导。而台北市政府，则派了璩大成、副局长许君强、科长张朝卿、防疫技士魏惠志进驻院内。另外，由于封院突然院内防疫资源来不及备妥，卫生局也协助持续调度送入大批防护装备，其中包括高阶防毒面具等。 短时间内召回全院900多名医护人员即刻返院隔离，家属居家隔离；200多位住院病患集中和平治疗，创下台湾医院「封院」的首例，然而事前准备不足、仓促下执行面出了许多问题。因一开始并未依中央指示备妥接管小组(含足够医事与行政人员)，这些措施的成效有限。其间台北市卫生局做出了像是：「把人在外面、可以做自我居家隔离检疫的医护人员召回」、「让有症状与无症状无接触的人聚在一起」、「院内缺乏防疫隔离物资的情况下让医护病患群聚院内」、「于酷热天气关闭院内空调」等等的愚行，让他们暴露在更危险的场所，也有像周经凯医师这样抗命不回院，事后遭到严厉处分的例子。 4/26，行政院一开始是完全站在协助的立场，不过封院之初，台北市政府却完全没有分层、分级、分类管控，防护准备严重不足，医界大老纷纷提出强烈意见，和平医院内部更出现被隔离的医护人员冲破封锁线等冲突，原本打算全权由行政院处理的陈水扁总统，最终还是在4/26站到第一线。紧急邀请陈建仁、台大感染科主任张上淳、卫生署长涂醒哲、疾病管制局局长陈再晋开会。与会人士建议，应尽速将和平医院内的ＳＡＲＳ病患移出，避免健康的人也交叉感染，陈总统对涂醒哲也有微词，一度要求涂醒哲一定要在24小时内完成这项任务。在场人士缓颊后，才改为36小时移出病患，这就是「和平医院36小时作战计划」的由来。 同样在4/26，叶金川教授穿上全副防护装备进入和平医院先行评估了解。这天以前，叶金川教授还在花莲慈济大学教书、这是他从公卫体系退下来的第五年，却因为从老同学电话中得知和平医院状况严重而主动联系台北市政府，并且亲身投入第一线。 4/27，初期种种乱象令台北市政府面临重大危机，因此前局长、前两天还在慈济大学公卫系任教的叶金川教授毛遂自荐进驻指挥，封院初期(4/24~4/27)的混乱也由这天开始情况有了改善，日后台湾社会也以此事件赞扬叶金川「孤身进入封院的和平医院稳定军心、成功控制住疫情」。 然而时任局长邱淑媞与前局长叶金川共同进入和平医院的这天却出了严重的公关危机，相较于叶金川的防疫穿著，邱局长在防护衣、头罩之外，更多了接上管子的面罩与疑似氧气筒，舆论遭批评为太空装，医护同业抱怨其装备比院内医护之装备齐全。据台大医师施景中所述，和平医院当时所有医生配戴口罩，来视察的叶金川穿著防护衣没盖住头，唯独邱局长穿著前述装备包著密不通风，使得「叶金川为邱局长善后」「市府官员贪生怕死」等等批评从此伴随著她。 当时院方区分为AB栋两区，将医院A栋作为干净区，大多数不需要照顾SARS病人的医护是在A栋，进驻后的叶金川教授亦在A栋，干净区只需配戴N95口罩，叶教授与院外记者挥手时即是如此。 但是现实层面则是分区、分层从来不曾完美施行，A栋仍不时传出确诊不适消息。从4/24开始B栋防疫准备就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医护人员接连病倒，人力不足下只好调派A栋人力支援，而支援时仍未做好足够的准备，例如时任和平医院小儿科林秉鸿医师在他的隔离日记曾提过：发放便当时A、B一起排队，未能落实分栋分层的初期乱象。叶金川进驻后也因为高层认为有需要而开放部分人员可来回A、B栋，徒增传染扩散风险。 4/29，叶金川在院内广播承诺分三天把B栋的病患及人员全部撤离，到时医院的危险降低而A栋又没有人发生感染的话，隔离的14天期限一到就可以全撤，带给院内人员一道曙光。 4/30，「A5加护病房现为疫区视同B区加强隔离，所有A栋人员自今天起重算14天。」然而仅隔一天来自叶金川的这道指示又让人员遭受沉重打击，广播中交代B栋人员移出的工作进度，并呼吁所有A栋人员坚守岗位不动，并由各单位主管发给每个人一张体温及症状记录表，从4/30到5/13，A栋是白卡，B栋是红卡，每个人把卡片挂在脖子上，红白卡持有人不可相混。广播中也到说他视察A栋的结果发现有人脱口罩一起吃便当，互相摸来摸去，打球。他呼吁有这些行为的人不要拿其他人的生命开玩笑，请尊重别人的生命。 官方认定相对低危险的区域只剩A栋6F到10F，B2到4F，及A5的洗肾室和行政办公室两个地方等。但林秉鸿医师在内的现场医护人员早知A栋与B栋的隔离一直不是最完全的隔离，像叶教授睡A616，院长睡A5院长室等，有几个内科医师会回来睡A6病房。这些人都是拿红卡，他们在连结通道C区会脱下白色防护衣，并宣称会沐浴。感染症专家何曼德院士认为不可以从B栋跑到A栋，B者恒B，可是高层认为可以，容许了这些可能成为破口的行为。A栋与B栋的护理人员下班后会有专车各自接送到国军替代役中心，A栋的人睡二楼，B栋的人睡三楼。各层的隔离也不是绝对的隔离，基于一些庶务，有些人员会到一楼，或是没控管好的单位就会任由人员到一楼大厅拿东西。 5/2，当时基河三期国宅共计有569户，是刚建成的全新住宅，尚无人迁入居住，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干扰，成为台北市政府的最佳选择。仁爱医院这天接获卫生局长邱淑媞的指示，与国宅处、警察局、消防局、民政局等相关单位成立「基河国宅ＳＡＲＳ防疫隔离收治中心」，负责接管隔离区内的照护工作。5/4开始移出人员的居家隔离时已完成256个房间的各项设备建置，每间均提供电视、电扇、桌、椅、床铺、棉被等。 5/3，在B栋逐渐净空后，这天晚间也开始撤离A栋人员，首批共移出122名病患、家属及医护人员到基河三期国宅，进行为期10天的居家隔离，这也是和平医院封院以来最大规模的撤离行动。 5/4，早上10点第二批Ａ栋的人员也陆续移出进住基河三期国宅，接受居家隔离。 5/8，和平医院撤离最后一批病患及医护，全院净空彻底消毒，和平医院危机才暂时解除。最后一共造成154人在院内感染SARS，35人不幸病逝，当中更包括医师、护理师、医院清洁环保员、医检师、护理书记共7名医院员工。 由于社区传播已经在台湾发生，继和平医院沦陷之后，亦有其他县市之医院发生院内感染；卫生署涂醒哲署长、疾管局陈再晋局长双双辞职的同时，台北市卫生局对和平等相关人员的惩处速度与作业程序落后，也招致外界批评与不满。 5/23，台北市SARS疫情说明会后，叶金川得知邱淑媞不忍心苛责辛苦的人员当场喝斥她「这不是什么忍心、不忍心的问题，该办的就办，该罚就罚」。邱淑媞表示早在5/13就做出惩处决定，但因公文往返的时间拖到5/22才公布。称「惩处公文全由卫生局主任秘书萧东铭负责，我个人也有监督不周的责任」。同日下午，卫生局立即将萧东铭记两次申诫处分。 5/26，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邱淑媞第三度请辞获准。和平医院净空后，邱局长为负起政治责任于5/8提出书面辞呈；5/20，又口头请辞，但马英九市长要求邱淑媞一起打赢这场抗疫战争；5/25中午邱局长第三度表达辞意，台北市长马英九原有意改聘她为有给职顾问、不过邱淑媞当场辞拒，之后卫生局长一职由副市长欧晋德暂代，台北市立忠孝医院副院长吴文豪升任卫生局副局长。 台湾公共电视台先后拍摄《和平风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网际网路档案馆;互联网档案馆;互联网档案馆;）》（2003）与《穿越和平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网际网路档案馆;互联网档案馆;互联网档案馆;）》（2006）等纪录片，记录台湾在SARS爆发期间，疫情最为集中的和平医院为背景和相关人物的心声、及事后相关惩处，与法律审判历程；专书《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网际网路档案馆;互联网档案馆;互联网档案馆;）》则指台北市政府对抗SARS的策略是典型的错误示范，例如鼓励民众戴口罩会造成口罩缺货，让真正需要口罩的医护人员没有口罩可以使用；另一个错误示范是过早要求把SARS订为法定传染病，对防疫反而有害无益，因为原先的防疫手段只要确实执行，已足以阻止SARS。订为法定传染病后，医疗系统会为了避免犯法，通报过多疑似SARS病患，反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及恐慌。 壹周刊记者于封院当时正在和平医院采访，便留下来与上千名医护人员、病患和家属，一同经历这次与死亡近距离接触的事件，并以无线通讯设备传输出封院后的真实景象。 监察院在事件过后进行调查，前和平医院院长吴康文、感染科主任林荣第两人都因此遭到弹劾，但原本列为弹劾名单内的前台北市卫生局长邱淑媞，则因为一票之差并未通过弹劾。 事后行政院卫生署、台北市政府遭监察院提出纠正，纠正案文字号「093财正0013」，关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项目如下： (1)选址未尽审慎：查和平医院爆发感染疫情，正是病毒最多，传染性最高、最危险之地方，在病毒充斥之地「就地隔离」将使得尚未受到感染者极易因而遭到感染。 (2)未切合「隔离」之学理要求：所谓隔离，应是一人一室，独立卫浴，不与他人接触；但和平医院只有400多床（其中单人房仅28间），未切合其他病患、家属、医护人员共一千余人与ＳＡＲＳ病患隔离所需之空间需求。 在为SARS负起政治责任辞去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局长一职后，邱淑媞回到阳明大学当助理教授；也遇到当时指导老师陈建仁院士全力协助，帮她顺利及早完成博士学位，但是她并非就留在学术界。2006年马英九开始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和随后的全国竞选时，邱淑媞自愿担任竞选团队发言人，以美丽清新兼医师的形象重新踏回政坛。 当2008年马英九总统上任，多年执政爱将的邱淑媞很快就被派任执掌当年卫生署(现改制卫生福利部)几乎最大资源和业务费用的国民健康局局长(现为国民健康署)。在卫生署整体经费中，国民健康局的经费除了疫苗施种外，其余多数是选择性的活动经费，比起健保局经费，更自由灵活、好运用，让邱淑媞得以推动其健康促进的主张。很快邱淑媞帮马英九总统推出一系列全国跑透透的短裤跑步风，接著推出全国减重计划，让许多意在拿奖金的民众一时之间趋之若鹜。虽然后来却未能将减重运动和健康管理的核心价值深植社区，不到两年就走入历史。 2012年成为中华民国台湾首位担任WHO官方网络理事长。早在2006年，在时任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的邱文达等人支持下，任职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邱淑媞推动台湾加入健康促进医院国际网络(以下简称HPH国际网络)，并于2010年获选为副理事长、2012年获选为理事长，是台湾首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络理事长之人士，曾代表HPH国际网络与3个国际组织签署国际合作备忘录，曾协助美国、加拿大、义大利、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爱沙尼亚等国成立或拓展网络，使全球会员数达到1000家以上；另亦承办2项世界卫生组织交付予HPH国际网络之任务(推动环境友善医院、推动HPH进阶认证跨国研究计划) ，还曾出席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记者会。2014年邱淑媞任期届满，交棒给新选出之理事长(为义大利之国家代表)。 依当时网络之宪章，任一网络不能担任超过两届之监理委员，但邱淑媞已担任两届监理委员，甫卸任，即获会员大会推举并以热烈鼓掌通过，邀请其再担任监理会之观察委员，且将讨论修改宪章，使较资深的网络能继续有被选举权。 2013年，国民健康署选在8/23举办第一届健康促进贡献奖表扬大会，对健康促进政策的策划、倡议、推行与服务创新有具体贡献者致上最高敬意。鼓励从上游著手，在还没有出现病痛时，就想办法减少日后疾病发生率，减少医疗支出。此奖至2016年为止共举办四届，在邱淑媞调派至部立桃园医院后，隔年起不再办理。 2014年，于国民健康署署长任内接受国民党征召带职参选宜兰县长，虽遭到质疑但依照《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规定，自候选人名单公告至投票日止，参选人都可以请事假或安排休假，卫福部长邱文达也为邱淑媞背书表示，「她很多假都还没休啦！」，因此并未违法。 她以「宜兰媳妇」及「宜兰义工」作为号召，更公开表达「反核」立场，然而在媒体采访时再度爆发公关危机，被拍下『你们这次不选我，你以为我下次还会再来吗？』的片段，引起社会哗然。面对指陈，邱淑媞表示，当天受访时记者的提问比较负面，被问得有点挫折，加上跑很多行程有点疲累，而且外面也有耳语说，下一次选举再投给她，情绪才激动起来。邱淑媞说，她全心全力投入选举，希望给宜兰乡亲带来新的转变，自己是玩真的，才想用比较俏皮的方式，告诉大家『这一次就要支持我，不用等到下一次』，不过反应太过激动，表情看起来很生气，看到电视播出后很想「撞墙」，对县民实在很抱歉。然而选举结果最终以得票九万多票落选。 宜兰县自1951开放民选县长以来30年，8届县长均为中国国民党籍，直到1981年陈定南当选，到2014年的33年间国民党只选上过1届4年的县长。面对寻求连任的现任县长，带职空降的她一开始就处于弱势。该年宜兰县议会选举结果总投票数国民党拿到36.99%、民进党37.6%、其他占25.41%，对比她县长拿到36%，可发现她几乎只有自己政党的支持者。 再看到宜兰有些乡镇市明明议员、民代的比例是蓝大绿小，却是由民进党拿下乡镇市长，反之亦然，探讨背后主因便会发现派系的运作加上「全县只有一席」的选区划分导致这些现象，这次选举邱淑媞采取的选举方式显然没有吸引到太多派系的支持。 参见. SARS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