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是中国清朝人魏源所编撰的一本书籍,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口号。该口号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主要理论。
成书背景.
林则徐做钦差大臣时,命人编译英国人休·慕瑞所著《地理百科全书》,集成《四洲志》,但未及出版。
1841年6月,林则徐因鸦片战争中英交涉事宜被罢官革职,将被流放伊犁。他在走访路上将书稿全部交给魏源。希望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以这些书稿为基础,搜集更多世界地理资料,一年后成书,初版五十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此书开始时在中国未受到广泛关注,“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但其主张在之后的洋务运动中逐步显现,开启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与此同时该书流传至日本后启发明治维新及成为天皇和大臣必读书籍。
《海国图志》曾多次修改,因此出现所谓的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地理学家邹汉勋和江宁名士汪士铎皆曾协助校勘。1852年增为100卷后内容并无太大更动,“百卷本全书约88万字,并有各种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42页”。魏源在书中叙述了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和民主。其间魏源还与陈澧进行多次切磋,陈澧为此还写了《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信中陈氏表示“以为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
传入日本.
1851年,载有《海国图志》三册的中国商船亥二号停靠长崎,检查员向井兼哲照例检查物品,他发现书中有违反禁令的基督教文字,于是当成违禁品没收。该书三册分别被「御文库御用」、「学问所御用」及幕府老中牧野忠雄拿走。隔年,中国商船子二号又装载一部,仍属于违禁品由长崎会所负责保管。这三部书因写有海外情报而被长崎官员视为禁书,直到江户幕府的大官阅读过后,认为有益于日本了解时局,下令全数上报。
此后几年该书不断被偷运入日本,有的被幕府官员和学者买去,因此进入日本市场。基于书中的世界知识和应对西方的策略,海国图志很快在日本获得官员和学者的高度重视,广大民众也迫切想阅读此书。日本文化界也先开启了刊印、翻译、补注与评论该书的风潮。等到三年过后,又一艘中国商船到达长崎港,被发现有20多部的海国图志。这一次幕府决定开价购买并推出官方译本。自1854年开始后3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读本就有23种。相较于日本民间的追随热潮,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并不关心此书,直到数年后的洋务运动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化开端的思想指南。
海国图志在日本售价逐年走高,在1851年至1852年是130日圆。1854年售价已达180日圆,1859年价格更涨至436日圆。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所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
影响.
该书对日本国产生了深远影响,1862年(文久二年)日本幕府派遣代表团到清朝考察,其成员之一高杉晋作在上海买书,询问书店是否有《海国图志》、陈化成、林则徐等开明知识分子的书,书店老板回答都没有;高杉晋作在日记里写下:“清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清朝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的记录。但是《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成为随后清朝洋务运动的主要理论,影响深远。魏源与洋务运动承上启下的关系,使得中国开始向近代化迈进。
评价.
江户幕府时期精通汉学和兰学的学者塩谷宕阴将《海国图志》视为「武经大典」,并将书中的海防建言纳为日本对外国策的参考。对于清政府直到数年后的洋务运动才采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感叹:「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p.29。
日本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是海国图志的追捧者,他认为自己是魏源的隔海知音,还做了20万字的读书笔记。
现代日本作家井上靖对此书持正面肯定:「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
批评.
19世纪长期旅居中国的普鲁士人郭实腊在看过此书后,虽然他称赞该书在中国编撰史上的创新地位,称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任何同类着作与此相当」,但也毫不客气地批评林则徐对世界地理的误解。诸如:
英国汉学家威妥玛在1850年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在翻译介绍中评论该书。他对海国图志的学术价值抱持否定看法。
章鸣九认为:「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天朝上国的自负意识,仍然是魏源文化思想的基础,他并没有视西方为真正平等独立的国家」。
轶事.
据旅美学人唐德刚回忆,他曾翻译过《海国图志》,当时他看到传曰:“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不知系出何典?他拿去问胡适先生。胡适说是《易林》,结果仍找不著。后来遂成公案。此文可见于韩愈《琴操十首·越裳操》,越裳是古南海国名,白话文意思是“有谁会任自己的门庭荒芜,而去治理田园呢?只有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外国才会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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