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窟基地案，又称鹿窟事件，为1952年（民国41年）12月29日，是白色恐怖初期，台湾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由于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至今仍未完全公开，因此目前对该事件的所知，是由片面说法组合而成，并非真正面貌。 事件始末. 游击基地的建立. 1949年5月上旬，中共台湾省工委依据香港会议关于开辟游击根据地的决议，开始寻找建立武装基地的地点。6月中旬，发现位处台北县南港镇、石碇乡与汐止镇三地交界的鹿窟地势险要，人迹罕至。东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侧背，西边可以威胁台北地区，因此正式启动鹿窟游击基地的建立工作，以陈本江为总指挥。9月上旬，陈本江进入山区陆续吸收村民与周遭民众，包括村长陈启旺与其子陈田其，并以鹿窟人陈春庆为支部书记。鹿窟村民见到山下知识分子与村长陆续加入，也纷纷参加游击基地的行列。:246 蔡德本忆及当时，就读台大英语系的同学陈水木将皮夹交给他，转交给李水井。由于当时加入共产党系单线联络方式，陈水木当时与李水井有隶属关系，由于李水井与蔡德本住同寝室，陈水木又与蔡德本为台大英语系同学，两人可能都以为蔡德本已被吸收入党，陈水木因而将武装基地（即鹿窟基地）的重要资料让蔡德本带给李水井，情境犹如谍对谍。 1950年，组织名称确立为「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参加的队员包括村民在内已增加到三百名。附近的瑞芳、玉桂岭等村庄都成为革命武装基地的范围，在汐止到瑞芳、平溪、坪林尾一带，也发展一批周遭组织。基地内编制有安全小组，对内考核队员简历，对外担任基地警卫。情报小组负责其他地下组织以及大陆的联系，并掌握军警的动向。学习小组负责思想理论教育与军事训练。妇女小组供应伙食、缝补衣服与旗帜、看护与教育儿童。红小鬼队以附近贫苦儿童两人编成一组，在各山路隘口放哨，注意陌生人的进入。:239 游击基地的破获. 1952年11月25日破获「台北市委会」电器工人支部案，在支部书记温万金家中搜出与「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往来的干部名册，与他在基地受训两个月时做的笔记，笔记中记载基地的设备及训练情况。为了获得进一步线索，温万金的住所被24小时严密监视。12月26日，下山募款的汪枝到温的住处，被埋伏的军警逮捕。汪枝供出鹿窟基地的详细情形，并绘出一张基地的路线图。保密局认为此基地应在台北县石碇乡一带，故与台北卫戍司令部合作，由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担任前进指挥官，前往搜捕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国防部台北卫戍司令部司令张柏亭估计，由石碇至汐止间的鹿窟山区，以每五十公尺一人计算，大约需要一团的兵力。最后会议决定，再增加一个加强营协助，故以一团加上一加强营的兵力前往鹿窟山区寻找共产党地下基地。:15012月28日晚，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台北卫戍司令部、台北县警察局出动一万五千多人封锁鹿窟山区，每50公尺布置一个岗哨。:245 29日凌晨，保卫队与官兵展开战斗。由于保卫队平时怕枪声暴露，从来没有做过实弹射击训练，作战时才发现枪枝与子弹规格不合。而自制的手榴弹十个当中有九个无法引爆，前沿阵地因此很快被突破。1953年1月中旬，陈本江与其他干部陆续逃亡。在3月26日玉桂岭逮捕17人后，围剿结束。陈本江、陈春庆于6月在高雄、淡水被捕。:246 重定向;重新导向; 重定向;重新导向; 重定向;重新导向; 而破获鹿窟，亦让保密局确认，追捕不到的吕赫若早于鹿窟因蛇咬而身亡。:158 研究观点. 隐匿观点. 根据林传凯于2007年开始对于白色恐怖受害者访谈纪录，许多在1990年代声称冤假错案的受难者，近年陆续坦露出其参加地下党的事实、宣示、发展乃至群众工作，许多过去被掩盖真相，逐渐被发掘出来，当时表示不清楚不知道的无辜受害者，开始讲述其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过程与心路历程，对于当时宣称不认识的人，也开始讲述其认识与介绍加入共产党的过程。 其中，如鹿窟事件中的当事者李石城，就出现下列说法: 早期的访谈，我们都不敢说，也不必说，所以通通说不知道。实际上，哪有可能不知道，从1948年这些人就陆续上山，到1952年底，军队上来掠人。别说不知道，大家通通知道。平心而论，像我们大崎头被捕的人，都知道地下组织的存在，多少有关系，只是参与上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之别而已。--李石城 林传凯访谈，「大众伤痕」的「实」与「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见证』」的版本歧异 另一位当事者陈皆得: 以前我们讲，根本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就是半夜有陌生人来，要你盖手印，说你盖了就可以分土地，我们就傻傻盖下去。听起来，我们很傻，实际上，傻的是听我们说的人哟！作田的，对土地真计较，为了田租常计较半天，那可能相信『盖手印就分田地』这种好康的事。当时访谈，大家都有顾忌，外面当鹿窟的人傻，我们就装傻给你看，怎么谈，一切还是为了平反。--陈皆得 林传凯访谈，「大众伤痕」的「实」与「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见证』」的版本歧异 显然，因为政治气氛的改变，以及社会对白色恐怖的时空背景大家已有相当认知，因此许多当事人更愿意留下珍贵的资料与事实，还原当时情况。 冤案观点. 张炎宪认为鹿窟村案中有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他说，「鹿窟事件应该用两个层次来看，一是逃入山区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的青年，一是无辜的村民，但是国民党政府将全村的人都抓起来，是权力暴力，且不具武装基地规模就判死刑枪决，也是违反人权的行为。」 重定向;重新导向; 重定向;重新导向; 后续发展. 补偿措施. 1998年，台北县立文化中心出版《鹿窟事件调查研究》，主编张炎宪，为第一本有关鹿窟事件的完整调查。 1999年，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开始运作。 2001年，不当审判补偿基金会将鹿窟事件结案。至此，历年因不当审判而造成国家补偿被判刑者或家属，合计新台币3亿8550万元；不当审判者，经法院判处冤狱赔偿，合计新台币885万5000元。 监院纠正. 2017年10月20日，监察院监察委员高凤仙、杨美铃耗时一年半调查，经向总统府、行政院、国防部、中央研究院、国史馆、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新北市政府与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等机关调取百余卷证资料，包括当时保安司令部军检侦讯、审判手抄笔录后，通过纠正国防部，并公布鹿窟事件调查报告，也被视为推动转型正义的第一案。 同年12月28日，陈本江之子陈柏铭代替父亲向当年鹿窟事件的当事人及家属致歉。 鹿窟事件纪念碑. 2000年12月29日，台北县政府在鹿窟光明寺附近兴建之「鹿窟事件纪念公园」落成，现场设立鹿窟事件纪念碑，碑文如此阐述此事件： 「1952年12月29日凌晨，军警包围鹿窟山区，逮捕被疑为中共支持的武装基地成员之村民，至3月3日为止。其间因案波及，于2月26日至瑞芳围捕，3月26日又至石碇玉桂岭抓人。前后近四个月，牵连者二百多人。经判决死刑者35人、有期徒刑者百人，是1950年代最大的政治事件，史称鹿窟事件。 鹿窟村民被捕之后，多移送鹿窟菜庙（今光明寺）。未经对览查证，即以刑求逼供所得自白或他人供词，加以定罪，造成无数冤狱折磨，以致家破人亡、伤痛欲绝。 今日立碑，除追悼冤魂、缅怀往事，更要记取当时任意逮捕判刑、蹂躏人权的教训，共同携手为建设台湾成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