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南宋袁枢所撰,凡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共1300多年。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撰写方式改易。取《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为了方便阅读,分为战国至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袁枢本无著书之意,惟读《通鉴》时,感到每件史事分散开,首尾难以稽考,为方便研读,便「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因此,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成书于严州郡学。
此书与《通鉴》一样,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虽主要是抄录原文,但他所加的239个标题,采用了「平」、「据」、「灭」、「叛」、「乱」、「篡」等各式的褒贬词汇,充分表现他抱持著浓厚的正统观念。如两汉时,以刘氏为正统,褒扬汉室,力贬对汉室不利的事。
他只希望重整《通鉴》的结构,及方便读者检索和阅读,并不打算改动原文。因此,此书的内容都是抄录《通鉴》原文,他只是加上标题,不擅加一字。
由于《通鉴》记「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事,而此书与其为本,所以内容也自然以政治和军事为主,其它事一概不录。在239个主题中,绝大部分是关于政治和军事,关于经济的则只有唐的《奸臣聚歛》和《两税之弊》,文化方面更是完全欠缺。
此书重视乱世历史,如两汉时只有43个标题,但魏晋时竟有103个标题,几乎占全书标题数量的一半,可见袁枢侧重分裂时期历史的意向。而以朝代论,则注意「兴」、「衰」史。因此,此书中各朝代的份量都是「两头大,中间小」,与《通鉴》「穷探治乱之迹」的宗旨一致。
朱熹另据《资治通鉴》编《通鉴纲目》,以蜀汉为正统。
评价.
《通鉴纪事本末》史学地位崇高。袁枢编此书,旨在使君主容易阅读,发扬司马光《通鉴》「有资于治道」的精神,同时代的吕祖谦亦称他:「掇其体之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易。」因此,宋孝宗阅读后,也赐给太子及统帅,更赞曰:「治道尽在是矣!」
「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对于重大事件有明确的标题,又依时间先后叙述,内容扼要,免去纪传体的重复及编年体的支离破碎,省去读者检索的时间,对史料的整辑排比更有不少功劳。因此,此体裁与「纪传体」、「编年体」鼎足而三,成为后世史家不可偏废的成法。
朱熹称此书:「其部居门,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错综温公(司马光)之书,乃国语之流」而《四库全书总目》更言:「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前古之所未有也。」梁启超纵使不欣赏他,但却言「善抄书者,可以为史学」,他认为「纪事本末体」最优,最符合其所谓「新史学」的理想。因此,他的史学地位,不在于发现新史料,也不在史识的高明,而在开创新的编写史书方法。
自「纪事本末体」创立之后,后人不断仿作。在南宋至明清为止,比较著名又流传后世的纪事本末史著就不下几十部,成为一个独立的史学体系,期间更发展为「朝代纪事本末」与「专史纪事本末」两类。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和清来保《平定金川方略》皆为两者的例子。
但纪事本末也有不少缺点。钱穆指出:
总结,此书的面世,是中国历史编纂上的创举,开创了与纪传体、编年体鼎足而三的纪事本末体。因此,此书有著重要的史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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