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乡土文学论战
台湾乡土文学论战
台湾乡土文学论战（1977年-1978年）是一场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关于台湾文学之写作方向和路线的探讨。特别是在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之间，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般称之为「乡土文学论战」。-{表}-面上，这是一场关于文学之本质应否反映台湾现实社会的文坛论争，但是在实质上，这场论战却是「台湾战后历史中一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学的总检验」。
事实上，类似的论战在1930年代日治时期的台湾也发生过，所以有人将1930年代的论战称之为「第一次乡土文学论战」，而将1970年代的论战称之为「第二次乡土文学论战」。依学者研究，「台湾话文论战」通常用来指涉1930年代的那次论战，而以「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来指涉1970年代的这次论战。
论战背景.
中华民国统治台湾之后，所大力推销反共文学和中国旧文学。在这种情况下，以描写乡村生活的乡土文学，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也就一直处于文坛的末流，其风格是质朴和写实，但相对上缺乏批判精神。
1960年代中期，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观点开始出现在台湾的文坛上，而以尉天骢所主编的《文学季刊》作为最重要的作家集结园地。到了1970年代，现实主义的文学观逐渐渗入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当中，而成为可以和当时文坛之主流 --- 「现代主义」文学 --- 分庭抗礼的一个文学主张。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像是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王拓、杨青矗等人，都逐渐在文坛上渐露头角。
论战过程.
在「回归现实」的思潮下，1970年代渐渐以描写现实、思考社会问题的「乡土文学」为主流。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由王健壮主编的《仙人掌杂志》，该杂志于1977年4月号上刊登的三篇文章，引爆了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这三篇是由王拓(1977)、银正雄(1977)、及朱西宁(1977)所发表，为整个「乡土文学论战」正式揭开了序幕。
在王拓题为〈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的文章中，他认为乡土文学的兴盛是可喜的现象。至于乡土文学的书写对象，不应该仅包括所谓的农村文学，也还应该包括以描写都市生活为主的社会现实文学，所以他建议以「现实主义文学」这个称谓，来取代「乡土文学」这个标志。银正雄则大力批评，王拓以及其他所谓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的危机」。朱西宁则从另一角度批判乡土文学，认为：过于强调乡土，有可能流于地方主义；而且部分乡土文学论者对台湾意识的过度强调，有分离主义、主张台湾独立的嫌疑。朱西宁虽然赞扬日治时期台湾作家在保存民族文化方面的努力，但他质疑「在这片曾被日本占据经营了半个世纪的乡土，其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度和精纯度如何？」，并以「气度不够恢弘活泼」评论日本统治遗留于乡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朱西宁〈回归何处？如何回归？〉；此说相当程度反映出朱西宁以中华文化正宗的角度自居，对当代台湾意识及乡土文学「忠诚度和精纯度」的怀疑。
同年8月，《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在《联合报》发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一文(彭歌 1977a，1977b，1977c)，点名批判王拓、尉天聪及陈映真三人指责他们「不辨善恶，只讲阶级」、和共产党的阶级理论挂上钩。8月20日，-{余光中}-也在《联合报》上发表〈狼来了〉一文，认为台湾的乡土文学跟中国大陆强调阶级斗争的工农兵文学「竟似有暗合之处」。-{余光中}-的这篇〈狼来了〉发表以后，「一时之间，被喻为『血滴子』的大帽子在文坛弄得风声鹤唳，弥漫著肃杀的血腥气息」。:40
于是，一场原本是关于文学和社会现实之关系的讨论，终于引起国民党官方的侧目，而主动开始攻击所谓的乡土文学作家。根据杨碧川的资料，单单是国府官方以及当时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报，从1977年7月15日到11月24日为止，就有五十八篇文章攻击乡土文学。国民党官方也曾将这些批评文章的部分整理出版，叫做《当前文学问题总批判》。
1977年8月29日，国民党为此召开第二次文艺会谈，共有270多人参加，而所有所谓「有问题」的作家都未被邀请参加该次座谈。时任中华民国总统严家淦并出面大声疾呼，要作家们「坚持反共文学立场」。1978年1月，在台北召开的「国军文艺大会」上，楚崧秋期待文学界要平心静气、求真求实，共同发扬中华民族文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升上将则强调要团结乡土，乡土之爱扩大了就是国家之爱、民族之爱。这次大会意味著官方对乡土文学之批判的终止，也为「乡土文学论战」画上了一个暂时的休止符。
对于论战的解读.
事实上，和「乡土文学论战」相关的论述极为复杂，-{表}-面上虽然是以「现代主义 vs. 乡土文学」的形式展开，但是，在这里面流窜的相关论述非常多，至少包括了「右翼中国国族主义」、「左翼中国国族主义」、「现代化论」、「台湾本土论」等相互竞争的看法。后来的论战形式主要是以「右翼中国国族主义 + 现代化论 vs. 左翼中国国族主义 + 台湾本土论」的结盟方式展开，或者用杨照(1991，134)的话来看，真正的论战两造是「官方意识型态 vs. 反官方意识型态」。
在这种情形下，反官方意识型态的阵营这边(主要以陈映真、王拓、尉天骢、高准等人为代表)，其实在立场上并不是统整一致的，其中最重要的差异，莫过中国立场和台湾立场的歧异。也就是说，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本土』这个认知仍然隐约之间侧身于『中国』符号之下，尚未正式浮显为一种抗争场域」(陈明成 2002，121)。造成这种现象的最基本原因，当然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受限于当时国民党对中国民族主义之雷厉风行的宣传，知识份子早就习惯在言论上进行自我检查，因此，比较强调「台湾主体性」的言论，并不敢正式浮上台面。一直要到1980年代，由于党外运动在政治场域上对民主自由的争取，乡土文学作家中这种中国立场和台湾立场的冲突，才正式爆发出来，而演变成从1983年开始的「台湾意识论战」。
注释.
杨照总结「乡土文学论战」的话来说，「环顾台湾战后历史，我们找不到另一个思想如此被重视的年代，我们也找不到另一个盛情如此真挚丰沛、地位如此关键重要的论战了。」
本站由爱斯园团队开发维护，感谢那些提出宝贵意见和打赏的网友，没有你们的支持，网站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继往开来，善终如始，我们将继续砥砺前行。
Copyright ©2014 iissy.com, All Rights Reserved.